今年8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越来越多地披露了与中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相关的消息。
8月2日，央行召开视频会议，部署2019年下半年重点工作，提到“加快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步伐”。
8月10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宜春论坛上就法定数字货币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欧意交易所，“去年以来，央行相关人员数字货币研究所相关系统开发已经996个。”
8月21日，央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穆长春关于数字货币的讲话全文。 同时发表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2018年1月发表的题为《关于央行数字化的一些思考》的文章，两人透露了高度一致的理念，并概述了央行数字化的几个重要特征。央行数字货币：目前央行数字货币是M0（现金）的替代品，而不是M1和M2的替代品； 央行不会直接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是采用两层操作系统。 即中国人民银行首先将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然后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 在此过程中，将坚持集中管理模式。
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目前央行数字货币的启动尚无时间表。货币的诞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过程。
央行如此密集的表态表明，中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已经“迫在眉睫”，但为何央行有动力发行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呢？
对此，英国非营利研究机构Money在近期的报告中给出了解释，法定数字货币可以让央行的货币政策在“负利率”下更好地运作。
这里的“负利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周期内，存款利率（通常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小于同期CPI的涨幅。 此时，居民银行存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水”。 购买力会逐渐下降。 实施负利率政策的目的是提高银行囤积现金的成本，变相鼓励消费和放贷，引导资金回流市场，带动经济发展，为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目前，欧元区、日本等国家已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 欧洲央行于2014年6月推出负利率政策，将存款利率下调至-0.1%，希望刺激经济增长。 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对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收取0.1%的利率。
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人民银行虽然没有实施负利率政策，但始终处于负利率区间（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50%为基准）。
图：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中国“负利率”走势
资料来源：东方财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令易智库整理
现实情况是，在一些国家，负利率政策不仅未能鼓励人们增加支出，反而迫使人们将现金囤积在银行以外的地方。 自日本实行负利率以来，人们选择将现金存放在家里，导致保险箱销量激增。
可见，现金在一定程度上会给“负利率”的运用造成障碍，影响对经济和消费的刺激效果。 因此，一些央行提出废除实物现金，考虑用数字货币替代。
早在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曾表示，当经济出现通货紧缩时，央行将动用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负利率政策。 但现实中，负利率政策的效果往往有限。 这是因为人们会选择持有现金而不是将钱存入银行。 如果发行了数字货币，流通中的现金量就会大大减少，人们的钱就到了自己的账户上。 在这种情况下，负利率可以发挥更大的刺激经济和消费的作用。
如果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有进入衰退的迹象，央行将通过货币政策降低基准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 但当基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时，这种货币政策就会遭遇“零下限”的制约。
“零下限”是指央行短期名义利率接近于零的状态。 当央行名义利率触及“零下限”时，很容易陷入“流动性陷阱”。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流动性陷阱将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败。 降低利率或增加货币供应量都无法刺激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等撰文称，从长远来看，“考虑到金融危机不是一生一次欧易交易所，未来世界再次遭遇通缩性衰退时，存款利率零下限将很难突破。” 负利率政策可能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而且，“强有力的负利率政策需要央行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来替代现金，并将央行数字货币的利率设定为负值。”
随着网络支付和移动支付的广泛普及，日常生活中现金的使用频率逐渐减少。 狭义上，货币供应量M1代表人们当前的购买力。 它是用作交易媒介的货币总量。 因此，考察流通中现金（M0）占M1的比例可以解释人们在交易结算中使用现金的程度。 2008年至2019年，我国流通中现金（M0）占M1的比重下降了7%。 一方面，现金使用量的逐渐减少，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奠定了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这可能会减少使用数字货币实施有效负利率政策的阻力。
图：M0/M1变化曲线，现金使用率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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